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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boot04 · Wysłany: Pią 7:37, 04 Mar 2011 Temat postu: 曾经是清晰

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很不容易客观。首先，评论者可能是事件的参与者或相关者，不免带
上私人感情和立场。无论是囿于情感还是利益，都可能使人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与事态无关者，可能更糟。他们不能对整件事情形成全面概念，要么只能从抽象观念
出发；要么只能从琐碎枝节出发。前者是戴有色眼镜，看一切东西都变了颜色，有时甚至
是戴哈哈镜，看事物变了形状；后者是瞎子摸象，摸到什么是什么。
　　问题的根本在于：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是联在一起
的。不了解现实社会，不洞悉时代脉搏，就不可能真正解读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遑论评价
其功过是非。不了解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明白中国改革的真实含义，就
会得出偏狭结论。
　　
　　二，中国改革的实质
　　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
（1980年代）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
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于是，清
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
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俯瞰历史。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改革始于毛泽东时代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
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
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
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列宁语）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
时。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
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
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更是社会角色
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齐备，社会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
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
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中，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邓并
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邓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
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这是
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邓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1992年南巡讲话
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
。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
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
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总而言之，在经济制度上，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
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
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
，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
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
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
。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
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
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
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
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
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
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改革在初期曾经呈现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种历
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是经济在长期压抑后的短暂爆发，其过程不可复制。这样的
好事不会天天有，历史的曲线已开始向下弯曲，中国必须咬牙挺过波谷期的阵痛。
　　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
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
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为此，可以根据情况，暂缓或暂停改革进程，有
时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战略方向不能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的内在奥秘。外界曾指责中国改革
步履迟缓，犹豫不决，有时候还会走两步退一步。分析将此归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经
济改革跛足难行。其实，此处倒不关政治体制事，这是从利益调整角度出发的考量。顾虑
到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牺牲，顾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应，改
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缓缓而行。反过来，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
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
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
，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
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
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这也是邓小平
暂缓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朱�基与中国改革
　　由此来看朱容基的改革，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朱所主导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国企等系
列改革中，利益损失最大的似乎都是中下层民众。改革成本实际上是按人头分摊的，虽然
朱已尽力减轻改革方案对民生的震荡，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仍然负担得很吃力。为什
么改革成本不能按收入水平分摊？因为这不符合改革本身的逻辑。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
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
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
止于底线之上。
　　
　　
[ 本帖最后由流浪异乡于 2007-6-2 17:33 编辑 ]|||What meaning? I understand ~~ not q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