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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话动机

　　山东考生张鲁博，在贵州冒用他人名字参加高考，并上了三年大学。由于宋德亮举报，最终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身份。张鲁博近日被学校开除。

　　张鲁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考大学？这三年他是否有过身份的疑惑，他对冒用的名字有怎样的感受？他怎么理解高考？他如何面对这一切，面对未来？

　　■ 对话人物

　　张鲁博 22岁，曾是东南大学学生

　　张鲁博被学校开除了。

　　事因冒名。过去三年多，他曾叫宋德亮。真正的宋德亮，则是一个打工仔。

　　2007年张鲁博在山东参加高考，考取一所农业类省重点大学，不过他选择了复读。2008年初，他的母亲在贵州老家亲戚帮助下，让张鲁博冒用了贵州人宋德亮的户口，并到贵州参加高考。

　　当年“宋德亮”考了600分，冒充苗族身份又加了20分，被东南大学录取。当年东南大学在贵州招生平均分587分，在山东则是641分。

　　今年11月1日，真正的宋德亮举报，冒名事发。

　　11月20日，说到身份和名字的认同，张鲁博常苦笑，这些都比不上分担家里的担子重要。他过去一直想的是毕业、工作、挣钱。去年张鲁博母亲因癌症去世了。他说为给母亲治病，家里欠了几万元。

　　讲起大学生活，他会突然发呆，“我真遗憾，真的遗憾”。

　　他也会绘声绘色讲起校园里的百年大树，那是“大学的氛围”。

　　像是给自己信心，他总试探地问，其实学历没那么重要，对吗？

　　【冒名】

　　“我没有回头路了”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冒名考大学，迟早会被发现？

　　张鲁博：我想过。但没想到事情会出在源头，会被宋德亮举报。因为我们家人当时和他们说好了借用四年(户口)。

　　新京报：但宋德亮并不承认这种承诺？

　　张鲁博：是。当时我妈妈为我办的这个事情，现在妈妈也不在了，可能会说我们没有证据。在他举报之前，我们也沟通了很久。但这个事情开头是错的，结局是注定了的。所以也没人再关心细节了。

　　新京报：你设想过被发现的情景吗？

　　张鲁博：我想过可能别人妒忌会举报。但我常想，我不是做坏事，我只是想上一个好点的大学。从另一方面说，我也是希望能给社会做更好的贡献。

　　新京报：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坏事？

　　张鲁博：它不是坏事，是个错事。只是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么严重。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新京报：即使如你所说两家有承诺，你没想过他们会后悔吗？

　　张鲁博：当时父母的想法特别简单。想着宋德亮不考学用不着。等我毕业了，可以把户口还给他，或在物质上补偿。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毕业了可能改不回名字，宋德亮这个名字要跟你一辈子？

　　张鲁博：我一直没想那么远。

　　新京报：这三年多，一直心存侥幸？

　　张鲁博：说侥幸有点牵强。只能说没有回头路了。我第一步没有意识到是错的，我已经走出了。

　　新京报：即使一辈子叫宋德亮，也没那么重要，对吗？

　　张鲁博：连姓也改了，这点当然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去想，只能往前走。再说，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个代号。如果人的理想大了，名字没那么重要。

　　新京报：想过宋德亮吗？他可能也不能再用自己的名字？

　　张鲁博：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么复杂。

　　新京报：有时候会不会困惑，自己究竟是谁？

　　张鲁博：我还是我。名字只是个代号。只是在这个高考制度下，曲折地走。人还是我这个人。

　　【纠结】

　　常常“睁眼到天亮”

　　新京报：宋德亮这个名字跟了你三年多，一开始怎么去习惯它？

　　张鲁博：高三用这个名字时，很少和那里(贵州)的同学交流。他们叫得也少。到大学，大家相处一周基本就都叫我老大了，很少有机会被叫这个名字。叫的时候我也答应，只是没那么痛快。

　　新京报：也下意识有抵触？

　　张鲁博：毕竟不是自己的名字。隐隐感觉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人没有变。

　　新京报：只是名字变了？

　　张鲁博：对。有时候也考虑，4年后我所有证书上都是别人的名字，就好像我读书是为别人读的。也是一种遗憾。

　　新京报：被宋德亮举报，你难过的同时有解脱感吗，可以做回本来的自己？

　　张鲁博：他一举报我就知道无可挽回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大好的前途都没有了。过了这么多天，我只能说想开了，事情发生了就要去面对。

　　对我来说，这件事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新京报：你宁愿不被揭开身份，顺利毕业？

　　张鲁博：那是肯定的。虽然性质错了，但我是为了学业和更好地生活。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活着。我妈看病欠的钱，我父亲，这些都是我要承担的责任。

　　新京报：你说七八月份就开始和宋德亮一家交涉，那应该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张鲁博：压力非常大。我特意为这事去了一次贵州。没有谈拢。我回学校后，没有一天心情好。我总想，将来怎么办，一切都垮了。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常常两三点钟醒过来，睁眼到天亮。

　　新京报：这三年，这事都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吧？

　　张鲁博：其实之前我没有放在心上。生活的压力比这个大多了。我的大学和别人不一样。上大学我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我要努力赚钱。我只回过一次家，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想着尽快读完，毕业，赚钱。

　　新京报：想尽快毕业，有没有名字的因素？

　　张鲁博：对，这也是考虑的一个角度。

　　新京报：觉得毕业了被发现影响就不大了？

　　张鲁博：那时候即使被发现也无所谓了，毕竟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凭我的努力。

　　新京报：但文凭可能会变成一张废纸？

　　张鲁博：学历只是一个敲门砖。毕业了我有了经历，毕业证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内心里特别渴望能完成学业,juicy ring shop。我非常遗憾，真的非常遗憾。

　　新京报：后悔吗？

　　张鲁博：我当时不知道政策,juicy Briefs clearance。现在想想结果，肯定后悔。当初不走这一步，我肯定也在一所不错的大学正常读书，毕业证都会是自己名字。

　　【“起点”】

　　考好的大学好就业

　　新京报：2007年你已考上了大学，为什么要复读？

　　张鲁博：当时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起点更高一点。

　　新京报：可是高三那么苦？

　　张鲁博：我是不甘心。第一年高考没发挥好，想再试一次。

　　新京报：复读的决定是谁做的？

　　张鲁博：我们家商量的。父母也是不甘心。其实在我家，这也是个矛盾。我家里困难，父母希望我上个好大学，改变家里情况，但也希望我早点上大学早点工作。

　　新京报：你有没有觉得，你也好，你的父母也好，让高考承载了太多东西？

　　张鲁博：对。从某种程度上说，家里人看我考上大学的分量比我还要重。大学是改变家庭条件、改变个人条件的唯一一条路。唯一的。

　　新京报：考上大学还不行，一定要是好大学？

　　张鲁博：家里人也看电视，知道现在大学生不好就业。考好点的大学，就业更好。

　　新京报：你怨你妈妈吗？

　　张鲁博：一点都没有。我是欠她的。她这辈子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我有更好的前途。

　　新京报：如果不是山东分数线高，你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张鲁博：我只能说，国家实行现在这个高考制度有其理由，我不好妄加评论。但是针对我个人，这就是个悲剧。我觉得不公平肯定是有的，不过我相信将来这一切会改变。

　　新京报：全国也许还有类似事情，有可能不被发现，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张鲁博：没有不公平，这是一个概率事件。

　　新京报：你会让贵州一名考生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对他来说公平吗？

　　张鲁博：我想这种公平，应该是基于当前高考制度下的相对公平。也许贵州少了一个机会，但山东多了一个机会。从全国来讲，没什么变化。

　　新京报：那对那个考生个人呢？

　　张鲁博：也许对他不公平，但这个社会没有绝对公平。

　　新京报：你会觉得抱歉吗？

　　张鲁博：只能说，我们都是这个高考教育制度下生产的产品。

　　【未来】

　　“不能活在痛苦回忆”

　　新京报：你以前勾画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张鲁博：正常毕业，做销售工程师，干五到八年，然后自己创办一个公司。

　　新京报：现在呢？

　　张鲁博：我的目标没有变。现在我不能再读书了，那就找工作，然后继续自己的计划。剩下的课程我可以自学。

　　新京报：想过你以后只能拿着高中毕业证找工作？

　　张鲁博：我会告诉企业我的经历。我那天还开玩笑，这个事情媒体报得大家都知道了，也许我连简历都不用写了。

　　新京报：认为自己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吗？

　　张鲁博：我没有学历，但我有毅力，很多企业会看重这一点。我现在逼到墙根，只能往前走。找一个工作，慢慢来。

　　新京报：对未来有信心？

　　张鲁博：必须的。事情总会发生，我不能老生活在痛苦回忆里，人生还长。

　　新京报：会和大学同学聊起这个事情吗？他们同情你吗？

　　张鲁博：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情我吧。

　　新京报：事情基本尘埃落定，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鲁博：可以说是个教训。做每件事情起点都不能错，方向不能错。我想我以后都不会犯类似错误。我会立足社会，诚信为本。

　　新京报：你觉得冒用别人名字是一种没诚信的行为吗？

　　张鲁博：我是被动走到这一步，我也没想一直冒用。

　　新京报：对宋德亮，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

　　张鲁博：我看开了。他也不容易，我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另一个角度，我也是个受害者。

　　新京报：这个事情没有赢家？

　　张鲁博：对。我看记者采访他，他说他也为我遗憾。

　　新京报：我看你写了这个事情的经过，名称叫“救赎”，救赎什么？

　　张鲁博：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从错误中把自己赎回来。

　　□本报记者张寒南京报道